2016年以來，我國減稅降費的力度一年大過一年，尤其是去年受疫情沖擊，政策力度達到空前水平。實施的7批28項減稅降費措施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應急措施，也有幫扶受疫情影響較大困難行業的措施，還有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措施。這些政策措施的集中發力，再加上2019年大規模減稅降費形成的翹尾減收，確保2020年新增減負規模超過2.6萬億元。2021年持續推進減稅降費，保持政策的連續性，進一步鞏固拓展減稅降費成效，促進完善現代稅收制度，助力高質量發展。
連續多年的減稅降費取得了明顯效果，也實實在在地減輕了企業負擔。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宏觀稅負已經降至15.2%，在世界范圍內處于較低水平。近五年來，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連續開展了五次企業成本專題調研，每次都收到了1萬多家樣本企業的問卷反饋，其中有不少是小微企業。從調研結果來看，企業對以減稅降費為主的系列降成本措施的評價總體是好的。有些企業有強烈的獲得感，也有一些行業和企業獲得感相對不強。
毋庸置疑，任何一項政策都不可能覆蓋所有企業。從減稅降費政策產生的效果來看，理論上有一個“臨界點效應”。以盈虧臨界點為基準，所有企業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盈利能力強的企業，遠離盈虧臨界點，抗風險能力強；第二類是處于盈虧點邊緣的企業，很脆弱，各類因素稍有變化，可能變虧或者變盈；第三類是嚴重虧損的企業，也是遠離盈虧臨界點，若連續虧損就可能被市場淘汰。減稅降費政策對上述三類企業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獲得感最強的，是處在盈虧邊緣點的企業，因為減一點成本負擔也許就從虧損變成盈利，就能夠“活下去”。對于盈利能力很強的企業來說，減稅降費政策的邊際效應很低，企業感覺不會太明顯。對于嚴重虧損的企業來說，由于已經面臨被淘汰的局面，減稅降費的力度再大也可能“救不活”，所以這一類企業的獲得感也不強。
然而在不同時期和經濟形勢下，處于盈虧邊緣點的企業數量是不同的。如果經濟緩慢下行，這類企業數量較多，政策整體的邊際效應則較大，有獲得感的企業自然就較多；一旦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導致虧損企業相當多，減稅降費帶來的獲得感就不會太強。因為經濟下行帶來的成本上升、需求萎縮以及各種不確定性因素，都會大大對沖掉減稅降費的正向效果。除此之外，在我國當前的增值稅相關制度安排下，減稅對于虧損嚴重的企業而言，其意義并不是太大，可能主要對企業的流動性構成影響。總而言之，任何一項減稅降費政策，對于不同企業的幫助以及企業產生的獲得感都會不盡相同。
需要強調的是，減稅降費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樣應該遵循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規則。凡面向市場競爭，總會有一些企業勝出，一些企業被淘汰。對于即將被淘汰的企業，若讓其長期擁有過多的政策獲得感，可能就會與市場優勝劣汰的運行機制逆向而行，從而妨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宏觀政策應當是在不妨礙市場基本功能的前提下穩定和調節經濟運行，避免大規模“倒閉潮”，而不是讓所有企業都有均等化的獲得感。因此，我們應對減稅降費政策開展實證檢驗，并不是減負“總量”越大越好、覆蓋面越廣越好，而是應關注政策的宏觀精準性和可持續性，注重從宏觀層面、整體層面以及跨周期層面來對政策效用進行綜合評價，不能僅僅針對某個階段、某些行業企業的調查就得出結論。總之，對政策的評價，需要采取辯證統一的方法，既要觀察微觀、看到樹木，更要著眼宏觀、看到森林，而不能一概而論、大而化之。
相比之下，我國2021年對減稅降費的目標、規模沒有明確的表述，但一直強調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要求將以往的制度性減稅降費措施落實到位。新的減稅降費政策則主要針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因為此類市場主體數量眾多，也是就業機會和技術創新的重要來源。可以肯定的是，制定一系列面向小微市場主體的減負政策，讓其擁有更多獲得感，將有利于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增強創新動力，有助于為我國經濟穩步復蘇、持續向好注入更多確定性。
